曾有幸
内容提要：大清朝洋务运动中的娄商是微不足道的，娄商之于当时大规模的全国性洋务运动，其贡献也是微乎其微的，但毕竟之于洋务运动，还是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作出了他们应尽的贡献，尽管微乎其微，在当时洋务运动这架大机器中，仅只是一颗小小螺丝钉的作用而已，但毕竟是当时作为重要一面的工业革命的一项，是学习、利用西方之工业化，提高生产力，提高商品质量的重要保证，为商品生产和未来工业的发展起到了先驱的作用，我们总不能忘记他们。本文试图透过这次大革命中对于娄商的人和事，希望能看到他们的良知和心。
关键词：娄商 洋务运动 曾国藩 宝庆码头
撰写本文，首先必须厘清“娄商”这个概念。娄商，是新时期市场经济社会发展所引述出来的一个带有地域性概念的新名词。初看，它与近代洋务运动毫无瓜葛，也就是说，在近代洋务运动时期，根本就没有娄商一说。但为什么要写呢？我认为，本着与事实相关。今日所称之娄商，乃是指生于娄底，或长期在娄底经商、办企业的商人，从这一概念来说，凡居住在今日娄底范围内所有的娄底商人和商业，且是当今地级的娄底市，回顾历史，当然就包括曾经生活在近代洋务运动时期的商人和商业了，他们与娄底地域文化的研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叫做借用一个新东西来阐述一些旧东西。
娄底，据1997年《娄底市志》和康熙十二年《湘乡县志》载，其名始于宋熙宁六年（1073），当时称“楼底市”，乃其地以楼上住人、楼下经商的市集的意思，地址在今娄星区清潭村内，“为湘乡县八大集镇之一”[①]，是东联（湘）潭、湘（乡），西入新（化）、安（化），南通广（州）、宝（庆，邵阳），北上长（沙）、宁（乡）的交通枢纽。南宋宝庆元年（1225），朝廷首在此设立驿站；淳祐十年（1250）设神童乡，市集也因水淹上迁至今址；清“乾隆三年移巡检驻此”[②]，“五年（1738），‘楼底’名改为‘娄底’”[③]，到民国时，一直归属长沙府湘乡县管辖。新中国成立初，属湘乡县第九区；1952年2月，经国务院批准，析湘乡、安化、邵阳、新化4县部分行政区域置双峰县、蓝田县（不久更名为涟源县），称神童镇，属邵阳专区涟源县；1960年2月，设立娄底市和冷水江市，直属邵阳专区；1962年10月，又撤销两市，分别并入新化县和涟源县；1968年2月，邵阳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邵阳专区改称邵阳地区。1977 年10 月，析邵阳地区东北部置涟源地区，属涟源地区；1980年7月，又恢复娄底市和冷水江市，为县级行政区域；1982年12月，涟源地区更名为娄底地区，公署迁娄底。1999年7月，娄底实行撤市建区，原娄底市更名为娄星区，并析置一个“娄底经济开发区”，娄底地区成为新的地级娄底市。今娄底市所辖，有娄星区、娄底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涟源市、冷水江市、新化县和双峰县六县市区。
一、时代背景
洋务运动，又称自强运动、同治维新，起自于清咸丰十年底（即1861年），是清后期至清末时，清廷洋务派官员抱着“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口号和目的，在全国展开的工业运动，是近代中国首次大规模模仿和实施西式工业化的运动，同时也是一场为维护封建皇权，由上而下的改良运动。洋务运动，按其行为实质和目标，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首先，是以“自强”为主题的兴办军用工业阶段。那个时候，清王朝自经历康乾盛世以后，到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四朝，其国势日渐萧瑟，一直以“天朝大国”自居的清王朝，早已处于内外交困的窘迫，可怜的嘉庆帝用了九年时间，花费了超过两亿两白银，耗光了国库，才好不容易把川楚白莲教起义镇压下去。紧接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入，两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更迫使得堂堂大清王朝只得赔款割地求和，国家主权大半沦丧。此外，太平天国运动又勃起于南部中国之广西，并迅即以星火燎原的态势席卷大半个中国，整个朝野为之震惊。谁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年，另一支农民起义军——捻军，亦又纵横驰骋于中原大地，致使清王朝为之晕头转向。还有，西南边陲的苗民、西北地区的回民与各地的天地会众也相继举起了反清的大旗。至此，大清王朝完全处于“内忧外患”之中，其封建专制政权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在如此一个多事之秋，清廷上层为应对国内外形势，乃就出现了以亲王奕和大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他们主张摹习列强的工业技术和商业模式，利用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发展近代工业，以获得强大的军事装备、增加国库收入、增强国力，维护清廷统治。其代表性工厂有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其次，就是以“求富”为主题的第二阶段，其代表性工业是1881年开办的开平煤矿。整个运动到1895年大体结束，持续时间近35年。
洋务运动，首由湖南湘军统帅、晚清中兴重臣曾国藩倡议提出。1860年12月，曾国藩上奏折说：当前借外国力量助剿、运粮，可减少暂时的忧虑；将来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还可收到永久的利益。第二年，他对上述看法加以发挥，主张购外国船炮，访求能人巧匠，先演习，后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成为官民通行之物，那时“可以剿发（指太平军）、捻（捻军），勤远略，这是救时第一要务。”[④]并首在安庆设内军械所，制造子弹、火药、枪炮。1862年，李鸿章到上海后，得到外国侵略者的帮助，开始在淞江训练洋炮队、设洋炮局，他认为：清军作战往往数倍于外敌，仍不能胜，原因在于武器不行，枪炮寙滥，如能使火器与西洋相埒，则“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 [⑤]，今起重视，最后可达自主。亲王奕看到曾、李二人学造外国船、炮，决定派员前往学习，之后，他在向咸丰的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能自强，可以彼此相安。”[⑥]立即得到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沈葆祯、丁日昌等地方大员的积极响应，洋务运动随之轰轰烈烈的展开。
然而，以同治帝老师、蒙古贵族、大学士倭仁等为首的顽固派，则高唱“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⑦]全力主张儒家 “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⑧]的思想，坚决反对洋务派。洋务派与之互相攻击，斗争十分激烈。但洋务派势力主要不在清朝中央，而在掌握地方实权的总督和巡抚身上，刚刚掌握政权的慈禧和咸丰明白，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要想保持清廷的统治地位，就必须依靠拥有实力、并得到外国侵略者赏识的洋务派，所以，她们也暂时采取了支持洋务派的策略。
于是，洋务派在“自强”的口号下，从60年代开始，全力开办了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70年代，以“求富”为名，大肆开办了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并随之1874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开始筹划海防，到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同时，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庞杂，曾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等。1862年7月，以培养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为己任，成立于北京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此后，洋务派又在各地相继开办了一些科技学堂和军事学堂，成为文化、教育领域前所未有的新生事物。这些学校的开办，培养了一批翻译、军事和科技人才，在沟通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和学习西方近代科技方面，打开了窗口。同时，洋务派还大胆派遣留学生外出学习技术，开始人才外地培养，使他们不但学到了外国语言文字和近代自然科学、军事技术以及某些社会科学知识，而且得以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情况。至十八世纪，引入译入了大量各类西方著作文献以后的科学技术成果，为学习近现代公司体制，兴建一大批工业及化学企业，开启了日后中国的工业发展和现代化之路。但是，洋务派在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到甲午（1894年）中日战争中，清军水师北洋舰队全军覆灭，洋务运动不得不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黯然收场。它的失败，沉重地打击了清廷上层，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出生于十九世纪末的一大批中国人，从而成为了之后百日维新的垫脚石，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运动。
二、经济娄商
这里所言的经济，乃是经世济用、向社会作出贡献的意思。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潮商为势力最大，其次是陕西、福建的闽商，广东的粤商（分广商、潮商、客商），江右(江西)的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的苏商，浙江中部宁波、龙游的浙商，和山东的鲁商。在洋务运动时代，这些商帮是利用集体力量更好地保护自己的自发性群众团体，他们以乡土亲缘为纽带，有固定的会馆作为办事机构和标志性建筑的商业集团。而娄商在那时根本毫无其名，甚至湖南也没有闻名全国的商帮业派，惟有闯荡在湖北汉口经商的宝庆人尚可稍及一提。
那时的宝庆称“府”，相当于现在的地区级，但所辖范围较大，包括现在的邵阳市、武冈市及邵东县、新邵县、邵阳县、隆回县、洞口县、新宁县、城步苗族自治县和新化县（含冷水江市）等，“本邵州、邵阳郡，军事大观，九年升为望郡，宝庆元年以理宗潜藩升府。”[⑨]言其名始于宋理宗赵昀登基之时，是他升邵州为府，并用自己的年号为自己曾经领防御使的封地命名，直到民国二年（1913），国民政府废宝庆府设宝庆县。解放初期到1977年10月，虽不称宝庆府了，却又包括了娄底、双峰、涟源之地，也即包括今娄底市属所辖地域，故在娄、邵两地至今传有“娄邵一家亲”的说法。
提起在湖北汉口经商的宝庆人，不得不首提汉口宝庆码头。
汉口，历被人称之为九省通衢之地，其商业繁华自是不必赘言。汉口宝庆码头，地处长江与汉江交汇处的汉正街。新化乡土作家邹息云曾考证说：宝庆码头在武汉商埠中很有特色。“第一是占地面积宽，上下一华里，向岸里面纵深半里，包括有宝庆正街、宝庆二街、宝庆三街，和宝庆一巷至九巷，板厂一巷至九巷，二九一十八条巷子，几乎等于过去的一个小县城的全部面积。第二，居民几乎全部是宝庆府的人，而新化人则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六十年代以前，宝庆码头上只听见一片新化话，进了宝庆码头就如同进了新化的城镇一样。不仅如此，宝庆码头只准许宝庆府的船停泊，外帮的船只在特殊的情况下可以在码头上靠岸，这更是其他码头没有的特殊现象。八十年代人口普查时，武汉市（含武昌、汉阳）共有新化人及后裔九万左右。第三，宝庆码头是当时汉口的一段最好的码头，即所谓的黄金地段。它位置在汉水汇入长江的进口处靠里面一里多的地方，当时长江岸边没有现代化的码头，长江风浪大，木船都在里河（汉水）两岸停泊；而靠近当时最繁华的汉正街的码头，更是停靠船舶最理想的所在，所以这段码头是各个帮会垂涎的对象，谁都想占为已有千方百计想夺得码头的控制权。”[⑩]武汉人李佐荣在他的《宝庆社区地方志录》中也说：“汉正街的板厂、宝庆、永宁三个社区，在解放前有个大名，叫‘宝庆码头’。很少有人知道，直到如今，这里的常住人口中，大部分都是祖籍湖南人，而且，这个码头还真是他们的祖辈‘打’出来的。”[11]
汉口宝庆码头怎么是打出来的呢？为什么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新化人？据武汉市李树老称生曾著文《汉口宝庆码头与宝庆会馆》说：“清代中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各种商品纷纷由水路运到汉口销售，使来到汉口的船只大量增加。由长江入汉水，河湾多，能避大江上的风浪；又邻近汉正街，方便交易，是各地船只装卸货物、停泊靠岸的好地方。这些由各地来到汉口的船只，以同乡、同行等关系结成帮派，从汉江口至永宁巷有渔船帮、黄州帮、荆州帮、江宁帮、徽州帮、宝庆帮等。当是汉江边的码头锚地，是先来者得，那个帮占了一块地方，就是那个帮的码头，不准外帮船只停靠。那些没有在汉口占得码头的船只，只能到对岸汉阳停靠，但是物货的主要交易地点在汉口，在汉阳靠岸卸货后又要雇人运到汉口，花钱费力，因此船只都不愿停靠汉阳，都想到汉口争一席之地。对码头的争夺就是对市场的争夺，也是那些商人、船民、脚夫对生存权力的争夺，之激烈、残酷可想而知，汉口历史上为争夺码头，不但多次发生械斗，各方还以重金交通官府，乃至搬请本地在朝大员出面，演出了一幕幕打码头的活剧。”[12]近年出版的《武汉市志》之“帮会”一节中也称：码头众多的武汉三镇历史上经常发生地域性商帮之间的武力争斗，俗称“打码头”，发展到近代，往往演变成为帮派“把头”（老大）之间，或秘密社会内部不同派别的火拼。而湖南宝庆府商人和徽商争夺汉口宝庆码头，以及湖南木商（宝庆商人亦为主力）与武汉本帮木商为争夺汉阳鹦鹉洲竹木市场，积怨与冲突绵延一个世纪之久，更是其生动缩影。上述地方志书直言：“湘帮商人在与汉帮、徽帮之间持续百余年的争斗中处于不败，跟近代强大的湘系地方政权集团的有力支持、庇护是分不开的。”[13]
武汉市李树老称生所著《汉口宝庆码头与宝庆会馆》，对洋务运动时期发生在宝庆码头上最主要的“两大战役”描写得相当详细，文说：
在对两帮争斗的初期，宝庆帮一直处于劣庆。嘉庆中叶，宝庆船民何元侖献计，运动新化籍待读学士刘光南出面干预，恰巧刘光南乘船上京，路过汉口时徽帮阻其船只靠岸，将其激怒。刘通过自己的权势，多方勾结，最后以射三箭的形势，划定了宝庆码头上游、下游和内陆的界限，并亲书界牌，指定何元侖等二人看守码头，将界内的非宝庆船只船民全部赶走。
徽帮退出码头，并不甘心，其中的富商联络一批襄阳来的白莲教船民，组织襄徽联盟，想以武力夺回码头，经几次械斗，也没能成功。咸丰六年（1856年），湘军将领、云贵总督刘长佑将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太平天国都城南京后来就是他攻下的）请到宝庆码头，给宝庆帮壮声势，受到何元侖的盛情款待，后称为“丙辰盛会”（1856年是农历丙辰年）。丙辰会后，七十多岁的何元侖气势大壮，纠集船民，操练人马，准备随时找徽帮寻衅。徽帮也不甘势弱，决定先发制人，率先袭击宝庆帮，何元侖指挥宝庆帮分三路迎战。此战，双方各被打死十人，伤者无数，最终以徽帮败退结束。宝庆帮趁此机会，扩大自己的势力扩张，将上至大水巷，下至沈家庙，内至广福巷的区域全部划来自己的势力范围。
1889年，徽帮依仗安徽人李鸿章等人在朝为官，到衙门同宝庆帮打官司。当时的汉阳知府程庆煌是下江人，又得了徽帮一千两银子，便偏向徽帮。派人到宝庆码头拆房子，准备先拆房后赶人，宝庆帮集合人众，痛打了拆房的官差，陈以宝庆帮目无王法，胆敢殴打公差，要重处宝庆帮。宝庆帮里有个叫彭澧泉的，献计到布政使蒯德标处反告陈庆煌受贿，又四处扬言要进京告御状，蒯德标因此要陈庆煌慎重审理。陈不敢再有偏袒，想出一个极残忍的手段来判定码头的归属。他找到一双练武用的铁靴烧红，声称只要那一帮中有人能穿上红铁靴走上三步，码归即归该帮。宝庆帮有个理发匠自告奋勇，穿上铁靴走了五步后倒下，陈便将码头判给了宝庆帮。陈还宣布，宝庆帮殴打官差一事，用彭澧泉收押顶罪，后来彭死在了狱中。宝庆帮的人为记念那个理发匠和彭澧泉，特意修了一个彭公祠。
也正是在宝庆码头，有了湘乡永丰曾氏兄弟这一层关系，湘乡人和宝庆人关系尤为亲切，常常有事互相帮衬，不分彼此，也正由此，在汉口宝庆码头，也只有湘乡船才可随意进入，享受与宝庆府船同等待遇，这当是“娄邵一家亲”真正意义上的内在之源。
当时宝庆码头为近代洋务运动所作的贡献，美国学者罗威廉在《汉口：一个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95）》一书有所表述：“由于装载木材的大驳船在汉阳鹦鹉洲停泊、装卸更为便利，19世纪40年代，这个长江边上的沙洲，在地区间大宗廉价木材贸易市场中的重要性，赶上并超过了汉口沿岸。而真正让它进入黄金时代的，是湘军从太平军中手中夺回武汉三镇后，计划建立和训练一支强有力的水师，他们需要就地采购大量的木材。随后，清廷废除实施多年的禁海令，刺激了航海帆船的大规模生产，湘军集团领袖发起的洋务运动，又让国内的矿山开发和近代工业得以迅速起步，对木材的需求空前强烈。宝庆帮等湖南‘五府’[14]木材商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又在鹦鹉洲木材交易市场大展拳脚。”[15]其实，此中并非只是木材，还有极为洋务工业所急需的煤炭、生铁、桐油、硝、硫磺等，其它俨如茶叶、石灰、土纸和五倍子。
三、娄商之洋务
谈娄商之洋务，又不得不提一位新化商人。他名叫杨海龙，据1996年《新化县志》记载：“清嘉庆四年(1799年)，洋溪船民杨海龙对‘三叉子’木船进行改造，首创毛板船，运煤外销，新化毛板船自此始。”[16]新化毛板船，“最大的载重120吨，最小的载重60吨以上。船长五丈多，宽一丈二尺，吃水四五尺。船体全部用八分厚的松木板拼钉而成，不用一根条木，拆掉后全部当板子卖。所以汉口人叫它毛板子。在使用机轮船以前，毛板船算得是资江上的庞然大物。”[17]船工们利用它们，源源不断的把本地出产的竹木、煤炭、土纸、茶叶、桐油、生漆、生铁和锑矿等物产运到武汉，然后将其拆作木料与货物一同卖掉，这样，既节约了造船成本，又省去了返程时逆水行舟的时间，从而大大提高了运输效率和效益，获得了更多的利润空间，被世界公认为世界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专供运煤的“一次性使用”船舶，同时也成为当时世界航运史上绝无仅有的巨型水上运输工具。它创造了征服水流湍急、礁多滩险的资江的奇迹。杨海龙的这一新的创造，不仅为自己创造了巨额的财富，邹息云《梅山毛板船与宝庆码头》说：“杨海龙发了大财，在洋溪买了四百多亩田，以后定居益阳，在益阳买了四十多栋铺，几百亩湖田”，而且也为之后的洋务运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娄商在思想性格上，曾出现过许多有胆气、讲义气、够大气的“侠义”之举，譬如毛板船的兴起和发展壮大，“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18]年逾古稀，捐出益阳的铺面与湖田的一半做为毛板行会基金，举荐陈冬生为负责人，创建了新化毛板公会。从此毛板行业与从业的船工水手有了组织，对行业的发展与员工的福利保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19]这一些人乃至成为首批到汉口“打码头”的宝庆人、娄商人。
挟带着湖湘文化品质的双峰茶商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几乎同时崛起，湘军与双峰茶商互相带动、蔚为壮观。战事频仍的年代，普通人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为幸，而这批“胆大包天”的双峰茶商恰恰看准了动乱岁月中的商机，他们在战火和杀戮的空隙间穿梭，以军事家的勇猛和谋略集财于内、争利于外，实实可称之为“侠商”。
湘中民间有句俗言，叫做“商场如战场”，在经营茶业的实践中，双峰茶商代表朱紫桂亦深感经商无异于作战，只有“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他提倡“将‘商鞅变法’、‘孙子谋略’中一些可行的方法用于商场，以‘合纵’、‘连横’之法改良商务。他倡设茶业总会，以联合对付外商。”[20]把历被视为“多假茶，食之刺口、破腹，番人亦受其害”[21]的湖南茶打入了国际市场，成为娄底本土继木材商之后又一以土特产牟取暴利的商业途径。
在娄底本土大本营，因地处湘中腹地，形态呈山地成片、冈丘交错成串的特征，大机器工业生产较滞后，尽管“工业生产历史悠久。从出土文物中发现，商、周时期已有陶器生产。西汉开始出现涂釉陶器、绳纹青砖。今双峰境内尚存该时期窑址遗迹，大的有960平方米。东汉麻布纹青瓦生产已较普及。唐代开始烧制石灰，广泛用于建筑工程和农业生产。宋朝已采煤、炼铁、铸造鼎锅。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新化县制炒、烘青茶。万历七年（1580）始制糖果糕点。永丰辣酱产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明末铃山金坑冲开始采选金矿，资水、涟水沿岸开始制造木帆船。清代相继发展造纸、印刷和硫磺、铅锌、锑矿的开采与冶炼，以及硝药、纺织、印染、缝纫、皮革、皮鞋、石墨等生产。”[22]但直至“清末民国时期，境内工业多为手工操作，很少有设备改进和技术更新。”[23]
各县市区对本地工业发展的记述：“锡矿山开采之初，只采锑矿而不知冶炼。……光绪三十一年（1905），湖南矿务总局设官办锑炼厂于冷水江，委李石珍为厂长，收购锡矿山所产矿砂，用坩锅炉加热温熔析法炼出生锑，此为境内炼锑之始。”[24]“同治七年（1868），古楼肖能安接办裕丰铁厂，从辰溪引进技工，改甑炉为大炉，日产板铁1.5吨，产品扩大销售到武汉、西安等地。甑炉和大炉全年生产时间约200天。”[25]唯在1997年《娄底市志》上可看到最早期的“购置机器”字样：“光绪年间，华茶销售疲软。彭[26]为振兴茶业，集股于娄底茶亭子经营长华南茶庄。扩建厂房，购置机器，收购毛货，精制成米茶（红碎茶）出口欧美。对发展茶叶生产，活跃农村经济，以土特产换取外资起了较大作用。”[27]这当是本地洋务之首。
本地商业方面，“清乾隆年间（1736—1795），一些集镇除交换农副产品外，还有小本经营的油盐、南杂等商店，逐步出现棉纱、棉布、南货、粮油、客栈等行业。嘉庆十六年（1811），湘乡人朱吉发在新化县城厢设店经营绸缎、布匹。清道光十二年（1832），新化县城厢经营布匹、绸缎、油盐、南杂的商号有高天仁、万顺发等72家。乡间集镇亦有少量店铺。鸦片战争后，输出输入商品迅速增加。输出商品以茶叶、煤炭、硫磺、石灰、木材、土纸、五倍子、桐油等为大宗。输入商品主要有粮食、棉花、食盐、食糖、布匹及小百货等类。”[28]“明清时期，境内纺织属家庭手工业，民户以手摇纺车纺纱，用木腰机织成土布，自产自用。随着商品经济的缓慢发展，棉纱、棉布开始商品化生产。清咸丰九年（1859），曾国藩致曾温甫的家书中写道：“永丰大布厚而不贵，吾意欲办好帐房五百架，以为军士寒天之用。”可见永丰大布当时已成批量生产，投入市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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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娄底市志》，1997年7月中国社会出版社，第66页。
[②] （清）齐德正等，《同治湘乡县志》，2009年10月岳麓书社据同治《湘乡县志》影印本，第一册第42页。
[③] 《娄底市志》，1997年7月中国社会出版社，第66页。
[④] 《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14卷，第11页
[⑤] 《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卷第页。
[⑥] （清）文庆等编，李书源整理，《筹办夷务始末》第一册，中华书局2008年12月版，第 页。
[⑦] 《倭文端公遗书》。
[⑧] 陈戍国点校，《周礼·仪礼·礼记》，1989年7月岳麓书社影印版，第529页。
[⑨] （清）李翰章等，《光绪湖南通志》，2009年8月岳麓书社影印版，第一册第339页。
[⑩] 《梅山文化研究》第四期，1999年7月20日，第9页。
[11] 网络资料。
[12] 武汉市政协文史委，《武汉文史资料》第十五期，1984年2月内部发行，第页。
[13] 《武汉市志》，2007年11月武汉出版社，第八卷“帮会”，第607页。
[14] 五府：指长沙、常德、衡州（今衡阳）、宝庆和辰州（今怀化市沅陵县）五个主要木材产地。
[15] （美）罗威廉著， 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2008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页。
[16] 《新化县志》，1996年4月湖南出版社，第18页。
[17] 《梅山文化研究》第四期，1999年7月20日，第4页。
[18] 他：指资江毛板船创始人杨海龙。
[19] 《梅山文化研究》第四期，1999年7月20日，第4页。
[20] 《双峰县志》，1993年9月中国文史出版社，第591页。
[21] （清）李翰章等，《光绪湖南通志》，2009年8月岳麓书社影印版，第二册，第1385页。
[22]《娄底地区志》，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第785页。
[23] 同上书，第797页。
[24] 《冷水江市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187页。
[25] 《涟源市志》，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312页。
[26] 彭：指娄底茶商彭冬生。
[27] 《娄底市志》，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7月第一版，第720页。
[28]《娄底地区志》，1997年1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023页。
[29] 《双峰县志》，中国城市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263页。
（作者单位：娄底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电话：13789249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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